中国粉彩的起源

“粉彩”来源自法语famille rose，泛指装饰陶瓷用的一种彩釉，并于康熙末年传入中国。这种彩釉融合了三种重要的新颜色：从胶态金提取而来的半透明红宝石粉；不透明的锡铅黄和可以独立使用或者与其他天然色素混合使颜料颜色变浅的铅砷白。中国学者也给这种彩釉起过很多的名字。18世纪，“洋彩”（外来彩瓷）逐渐盛行。在20世纪早期，鉴赏家们开始使用‘粉彩’和‘软彩’，且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在此为了便于描述我们称之为粉彩。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笃信新的粉彩是受欧洲的影响发展而来的。且在1969年公开发表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哈里加纳爵士这样写道：“‘洋彩’这个称谓就已经说明该项技术源自于西方，并且粉彩技术以及其加工材料可能是从欧洲引进的这一事实我们已早有耳闻。”

加纳是个数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中国艺术收藏家。这得益于他对欧洲，特别是17世纪法国以及德国南部的铜制品珐琅的研究。这些艺术品使用的粉彩取材于胶态金，而这种胶态金是由所谓的“金锡紫”技术生产出来的。先用王水（硝酸和盐酸的混合液）溶解黄金，产生金的氯化物，然后加入锡、氧化镁或者氧化铝，形成沉淀，即为胶态金。加纳利用教会档案室保存的资料来进行研究。这些资料记载了西洋工匠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宫廷的工作情况，详细记载着献给康熙及雍正皇帝的西洋瓷釉。他的粉彩源自西方的观点受到著有英文版中国陶瓷权威著作的作者的认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初，陶瓷学家们开始通过分析珐琅本身的结构来探寻彩釉新的发展途径。范迪瓦认为中国粉彩的制作过程中，用宝石红优于用金锡紫。张福康分析康熙五彩以及制作于康熙年间四件最早的粉彩陶片。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后期的彩釉与早期的大相径庭，它们中含有硼，这与明朝的景泰蓝瓷器相似。朱利安·亨德森、特雷吉厄也探究明朝的景泰蓝彩釉对18世纪瓷器彩饰的影响。希拉·温科第一次在一本中国瓷器综合性的书刊中结合了上述的这些新发现，指出在中国粉彩中没有锡，锡只存在于法国的彩饰中。这种看法是出自于在没有任何参考文献可以提供法国粉彩成分的情况下对中国瓷器极为浅显狭隘的分析。

虽然18世纪的中国粉彩有借鉴于西方，但是在其制造工艺上并没有沿用遵循欧洲的技术。然而，这个结论却是在一个只针对少量的中国瓷器进行的测试，并没有对欧洲瓷器进行研究。抽样结果显示，在中国，玻璃制造工艺以及金属表面彩釉技术迎合了给瓷器上珐琅的目的。有了这层关联，探究中国瓷器的本源就显得非常有趣了。这得从康熙皇帝推动珐琅的发展说起。1681年，景德镇（在现今的江西省境内）兴建完工了官窑，康熙帝重点吸收了一些其他的，特别是国外工艺品的加工技术。当时清政府下令官员须密切关注其辖区内西方传教士的活动，限制他们传教。1716年，故宫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金属珐琅瓷作坊。同年，广东巡抚为京城推荐了两名可以提炼胭脂红彩釉的工匠，一个叫潘亮，另一个叫杨世彰，而胭脂红提炼术正是由潘亮发明的。1719年，当他向朝廷引荐一名掌握彩釉技术的法国传教士时，该传教士发现，中国工匠们已经具备了大概的彩釉烧制技术。珐琅研究是在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进行的，地点设在了养心殿（静心修养的宫殿）。1718年以后，造办处的扩建足以显示人们对工艺研究的关注度。

雍正皇帝统治期间珐琅彩的加工技术研究继续得到大力支持，并且当时一流的彩瓷就是在这个时期被生产出来的。1723年是整个清朝年间（1644-1911）工人和官员被派遣到作坊人数最多的一年。景德镇官窑督查唐英（1691-1756）当时被任命为造办处督查。在造办处，西方的画家、广东和江西的工匠都为珐琅彩倾其所有。珐琅彩饰都是先在造办处绘出，包括珐琅画工艺们工作的如意馆（珐琅画绘制所），然后在封闭的窑（用于高温烧制瓷器的小窑）中烧制成型。有些步骤也须在颐和园（圆明园）的作坊完成。为此，雍正皇帝不得不舍弃自己最爱的颐和园而搬到了紫禁城住。在1728年2月，唐英和另一位官员向怡亲王呈了一份奏折，其中记载了造办处玻璃作坊试验烧制的彩瓷片中使用的非进口彩釉材料。该作坊在山东的工匠协助下建于1706年。同年秋季，朝廷遣人把玻璃作坊生产的珐琅送去给景德镇皇窑的主管年希尧。1729年，由年希尧亲自监督烧制的460只纯白色瓷船作为珐琅装饰品被送往北京。同年，4名珐琅画专家被送往北京造办处。此后，年希尧及其继任唐英定期、定量输送优质的陶瓷素胎进宫进行彩饰。

然而，京城的传教士们仍要求欧洲专家来指导那些“中国工匠不知正确做法的釉面烘烤工作”。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于中国是否精通彩釉的分歧可以从加纳的极端见解看出来，他们认为在1730年以前，中国人制作的彩瓷达不到欧洲标准。

相反，中国的古书记载，雍正皇帝对以装饰有花鸟的彩瓷花瓶爱不释手，并赏赐了谭画师与珐琅烧制邓工匠20两银子。朝廷的工匠逐渐掌握了制作精美珐琅器的专业技能，有记录显示当时的成品瓷片就有428件。

1730年，怡亲王去世。在没有他的精心监督后，宫廷珐琅造办处的彩瓷水平日薄西山。在乾隆年间（1736-1795），虽然直到1789年对金属的釉面加工还是在宫里，但精美瓷器的生产基地已转移到了江西景德镇。在雍正时期，为了保证珐琅器的高品质，宫廷征集了很多画师去做珐琅画。但到了乾隆年间，这些工匠中有许多被提拔到其他岗位，使得宫廷造办处在彩釉绘制上缺乏熟练的工匠。

1988年和1989年，为了证实原本的依据，扩大科学分析的采样基础，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进行了一次粉彩的分类研究。抽样的瓷器都不是早期的官窑瓷器，而是在1730年至1750年间景德镇生产的普通瓷器。他们推断，这些瓷器在彩饰上使用了彩釉技术，虽然该技术被确定的前后不到20年。到1730年，粉彩瓷器被大量生产以供出口以及宫廷自用。例如，来自德累斯顿日本皇宫的彩瓷盘，是波兰和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1670-1733）的部分藏品。

大量细化的检验预计也为粉彩结构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同一时期的单色玻璃以及几个“广州珐琅器”进行了分析。该检验后来延伸到晚清时期的彩瓷以及欧洲和英国粉彩瓷器。总共有48件彩瓷被检测，包括21件1730年至1750年之间的中国瓷器，8件19世纪的晚清瓷器，2个玻璃碗，4件广州珐琅器和13个欧洲陶瓷。分析是由保拉米尔斯主持、在博物馆的科学试验部门进行的，利用光学显微镜和非破坏性、非侵入性的能量弥散 X 射线荧光光谱（能量弥散 X 射线荧光）。在X射线荧光“气道”中确定在元素中期表中轻于钙的元素，但它是适用于粉彩的鉴定技术，因为它可以对一些如金和锡等重元素非常敏感。米尔斯以及笔者就此项研究在1999年11月上海陶瓷工业协会上提交了科学论文。

首先使用光学显微镜对样品进行颜色检测。此项检查证实了金莱瑞和范迪瓦对三件粉彩样品的分析。据它显示：暗胭脂红是含有很多气泡的红色玻璃状物质，淡粉色的彩釉则是相同的物质中含有白色不透名的附加物同时显示出红色和白色的微粒。蓝色和绿色的彩釉也是玻璃，而铅，锡黄色是由悬浮在透明釉质重的黄色微粒组成。

这些结果使我们得出六大结论。首先，在18世纪，与中国彩瓷面上彩釉成分联系最紧密的是广东彩釉，并且金属表面彩釉与瓷器彩釉技术有关系。分析得出的铜很可能是从金属体而来，而它又恰恰被运用在彩釉上。第二，虽然18世纪的中国彩釉是以红色玻璃状物质做为基础原料的，但是他们却与同时代的玻璃器皿的成分不同。第三，测试显示所有彩釉都含有铅，作为助熔剂而成为了釉料成分之一。第四，含有金元素，所有的粉红色是从金属中得到的。第五，18世纪所有的中国彩釉中都不含有锡，而所有19世纪的釉彩却都含有，这表明发生了技术变革。一种在欧洲和中国都作为遮光剂用于粉白色彩釉中的砷引发了一场生产变革。在18世纪，中国人把砷作为添加剂在红色彩釉中使用是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这种简单的方法在19世纪的时候被淘汰了，粉白色不含锡表明了粉色和红色是在单独不同的过程中制作出来的。第六，此次研究结果表明不是所有的欧洲彩釉都含有锡元素。

博物馆方面希望在未来继续研究这个项目，并将继续拓宽检测的范围，以便得到更完善的数据。到目前为止，研究结果适用于十八世纪初中国彩釉技术进步的三种假设。假设一，金属及陶瓷的彩釉受玻璃作坊成功的影响。虽然分析的文物数量不多，但是一些中文文献似乎支持这样的说法。假设二，某些彩釉的颜色，尤其是粉红色，是从欧洲引进的。欧洲文献支持了此方面的假设，而博物馆对其的分析显示，19世纪锡在中国胭脂红色彩釉中首次使用时，并未受到西方的影响。假设三，发展彩釉用于景泰蓝对瓷器上釉造成了重大影响。广东瓷器与粉彩成分相似更证实了这一理论。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